华体会- 华体会体育官网- 体育APP下载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热议未来全球新秩序 李超：中国正用自身比较优势继续推进国际化进程
2026-01-11 15:17:37
华体会,华体会体育官网,华体会体育,华体会体育APP下载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在圆桌讨论中表示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，正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继续推进国际化进程。李超谈到，特朗普背后存在科技新贵与传统能源大佬两大势力，去年美国政策重心围绕科技领域，通过加征关税筹集资金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。而今年，特朗普的策略已转向能源领域，核心是通过低成本的政治、外交乃至军事手段获取资源，破解美元和美债的信用问题。
星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红梅称，现在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回西半球，其意图就是重塑对能源、矿产乃至金融领域的控制力，并且这种控制力在不断加强。这本质上变成了一种“防守型霸权”。这种突击战，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、带有绝对决心的行为。他们甚至公开表示要用石油偿付军事成本，凸显了赤裸裸的资源控制野心。赵红梅提到，全球能源结构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，包括能源上的结构性分化。在金融领域也会出现控制权的争夺，美元的霸主地位将逐渐走向分化和多元化的态势。这两个趋势是很难避免的。
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奕指出，美元会持续走弱，仍然是偏弱的货币。美国仍然有贸易上的赤字，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流入来支持美元。而现在，美国各种政策上的不确定性，都会使得流入的最重要主体——其他发达国家对美国的资金流入——出现减弱。这个减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。因此，人民币会走强，这也是美元的反面，同时也是中国竞争力的体现。
谈及未来资产价格，赵红梅表示，2026年，无论A股还是港股，可能都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年，尤其是今年上半年。资产价格方面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肯定会加大。中国从2024年以来，在新能源(包括电池、光伏组件)、5G通信等领域，已经形成了技术、市场的完整闭环。因此，在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方面，像AI硬件、AI大模型相关的优质资产，2026年都是最值得期待的方向。同时，未来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，我们具备将技术高效转化为生产力的规模化、低成本优势，未来十年仍将保持下去。因此，在资产价格方面，特别侧重于“国产替代”这条主线年最重要的投资主线。
李超表示，非常看好基本金属和稀有金属方向。根本原因来自于“备战”。2026年看好黄金，因为它已经脱离基本面，主要靠流动性驱动，即各国央行的增持。如果特朗普的能源体系建立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和完整，就能给美元美债提供有效的信用支持，那么这一轮黄金牛市可能就转成熊市了。所以，这块到2027、2028年需要去关注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特别欢迎线下和线上的各位朋友参加今天下午关于“全球新秩序与再分工”的圆桌论坛。大家可能注意到，主办方的安排非常巧妙：有两位内资金融机构的首席，一位港资的首席，还有两位外资的首席，其中一位来自美国，一位来自欧洲。今天的讨论因此极具代表性。
我们看到，自二战以来，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，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深度受益于这一浪潮。但另一方面，自2018年特朗普总统首个任期开始，诸多逆全球化因素不断扩散。拜登总统作为的全球化旗手，上台后却并未加入代表全球化方向的CPTPP，反而构建了一个试图围堵中国的经济框架。如今，“特朗普2.0”更是变本加厉，将对华关税拓展为对全球的关税。大家都能感受到，今天我们在此讨论意义非凡。
值此新年伊始，一方面我们邀请到来自各方的首席，碰撞思想、交汇智慧，实属难得；另一方面，也希望能借此机会，对2026年全球政治、经济格局及金融市场做出展望。
首先进入第一个问题。正如我在背景介绍中提到的，我们将从全球化切入。对于全球化而言，过去30年所建立的秩序，其前提基础是什么？在这些前提中，大家又认为哪些是已被不可逆转地打破了？相信围绕这个问题，各位首席能为我们带来许多真知灼见。首先，有请岸元首席。
张岸元：我想说，首席经济学家肯定不是ChatGPT。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要特别小心。比如，对中国而言，去年刚刚创造了1.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我们的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出海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居然有人说世界上正在“去全球化”，我真不知道这从何谈起。我觉得，很多问题需要做真正的研究和探讨，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看几篇文章就总结出来。刚才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。您说的过去30年，基本是从中国改革开放说起；如果从战后算起，则是70多年。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段，中间还跨越了冷战时期的所谓“平行市场”，时间段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真要追寻所谓全球化，无非体现在四个方面：货物自由流动、资金自由流动、人员自由流动和信息自由流动。这几十年来，无论是战后还是过去30年，真正能够实现的主要是货物贸易和资金流动。人员自由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，而信息方面，很多国家是自愿将自己隔离在信息之外的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理解的、迄今为止对我们有意义的全球化，主要集中在货物和资金两端。应该说，战后体系当初做了很美好的安排，比如GATT（关贸总协定），后来发展到WTO，这主要是管货物的；另一块是资金，当初还指望IMF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发挥特别好的作用，后来又希望它能应对危机，但结果看来，IMF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比较有限。此外还有世界银行，希望通过世行的开发性贷款为全球提供金融支持。但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国内随便找一家银行，其国际性、开发性贷款规模都远超世行了。
所以真实情况是，并非大家从纸面上想象的那样，还靠什么体系在发挥作用。实际上，到目前为止真正起到作用的，就是一个货物贸易体系，说白了就是零关税；再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，大概就这两块。
时间走到2018年以后直至今天，尤其从去年开始，发生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：美国把自己给拎了出来。到目前为止，贸易领域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美国与非美国家之间。而非美国家之间——比如中国与东盟、东盟与欧洲、欧洲与拉美——相互之间并没有进入以邻为壑的关税战状态。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。
刚刚过去的去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，但对其他国家快速上升，中国企业正在大量出海。因此我想说，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全球体系本身，而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去年有人做了一个总结，认为美国现在打造了一个所谓的“新中心-外围结构”，自己立于全球关税之巅，中间第一圈关税10%，关系最好，然后是15%、20%、25%、30%，一直到50%这样一个结构。理解这件事，还是应该从实际发生的场景来判断。
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？就在上个月，美国国内所谓的学术界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加征关税不会导致美国通胀率上升？他们已经开始系统地做这类研究了。去年，美国因加征关税带来的财政增收，新增关税收入大约三千亿美元，约合两万多亿人民币。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、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比例最高的国家、同时也是关税收入绝对额最高的国家。相信要不了多久，财政理论界也会重新研究关税对于各国财政的含义。
我认为，这才是真正作为经济学家应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，不要陷在表面话语上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我觉得岸元首席提出的观点非常有价值。他认为全球化要关注的是美国的“结构性脱钩”，但这并不影响全球化的整体大潮，尤其是在前11个月出口顺差已超1万亿美元的大背景下。熊首席，您怎么看？
熊奕：我非常赞同张总这部分的观点。如果我们思考全球化的变化，特别是过去30年到最近发生的最大变化，我也同意，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，而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
此前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，可以定义为“美国主导的全球化”。美国当时认为推行全球化是正确的事情。为了推动此事，美国做了两件事，使得全球化在此前30年里推进得如此之快。
第一，美国长期是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。因此，当它推行全球化时，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一整套理论，说服了大部分参与者：全球化对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国家都是好的。只要让整个世界变得更有效率、联系更紧密，大家都会从中受益。但正如张总提到的，现在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更多反思和挑战——这已不再是一个给定的前提。美国自己都觉得，从全球化中可能产生了损失，不再是纯粹的得益者了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。
第二，美国在贸易上长期处于逆差状态。相对来说，顺差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，而逆差则总是各国不太愿意接受的贸易状态。美国之所以能提供巨大的逆差，使得各国在全球化环境中能够参与进来并从中获益，是其关键能力所在。但现在，这种能力是否发生了某种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）变化，是我们思考全球化未来时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中国是全球化的深度参与者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非全球化的第一推动者。现在，中国明显感觉到，继续维护全球化、规避逆全球化趋势，是对自身有利的。如果中国要成为新全球化的重要推手，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：如何让大多数国家觉得参与全球化是有利的？以及，顺差与逆差的问题该如何解决？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熊首席从更高维度的经济学逻辑上提出，中国未来可能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手，并指出了这个推手可能的方向——即让大家普遍受益，并更好地平衡顺差与逆差。那么，李超首席怎么看？
李超：我的看法可能偏悲观一点。前面两位首席的观点我是赞同的。2018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。在此之前，从70年代初开始，全球化一直是一个各国在贸易维度上都受益的过程。但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带头认为自己“不受益”了。其实它也是受益者，只是在G2两国的竞争中，它觉得自己的占比有点低了。尽管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，但它打破了这个瓶颈，发动了贸易战，觉得这套体系对自己没那么有利了，于是要自己玩另外一套体系——搞高关税、建壁垒，或者让别人出钱促使制造业回流。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，而能够抵补这一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。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，正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继续推进国际化进程。
但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：我们的贸易顺差太大了。所有贸易伙伴都觉得我们赚了他们的钱，而他们却赚不到我们的钱。所以，我认为“十五五”规划中提出的“高质量对外开放”，本质上是一种共赢思维。对此，我也强调两点：
第一，出海一定要跟当地人合资，不光要和华人合资，更要和当地投资者一起合资。
第二，如果你不出海，只做出口，那一定要让你的出口反投到这个出口企业上，也就是说，让对方也成为你的股东。甚至全世界都认为咱们中国人太“卷”了，那你就让他们赚你“卷”的钱。否则，这种“我一直赚别人的钱，别人却赚不到我的钱”的贸易行为，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，最终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总量无法增长——一方要退群不玩了，另一方虽主动拥抱却总在单方面获利，大家也接受不了。因此，如何实现共赢，是解决全球化后续问题的一个核心。
这还包括中国刺激内需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扩大进口？每年举办的进口博览会，如果能在这些领域能与大家逐渐形成共赢局面，那么全球化或许就没有那么悲观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我感觉李超首席在熊首席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延伸，探讨了在贸易顺差与逆差的平衡过程中，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各国的选择。李宗光首席，您怎么看？
李宗光：张岸元首席提得很好——到底有没有“去全球化”？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很有用，即全球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。这个比重在2008年达到了顶点。
中国1.2万亿美元的顺差，是历史上任何经济体都未曾实现过的。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是不是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增加了？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，回去查了一下数据：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顶点30%，之后十年持续下降。疫情期间，由于其他国家供应链受到冲击，有所回升，从15%、16%又回到了21%左右，但离2008年的水平还差得很远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，却带来了强烈的顺差“体感”？我说的这个“体感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感受，而是海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。原因在于，中国的进口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下滑，现在每年都创新低。
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出口增加了多少——实际上，按出口依赖度来看，我们是在持续下降的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进口下降得太快了。最终，我们似乎不再需要国外的任何东西了，在几乎所有产业、所有领域，对所有国家都形成了优势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现象，说明我们的竞争优势确实提高了。
回到原来的问题：高总问，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？未来还在不在？我认为，推动全球化的动力，就是1990年之后中美两架马车非常默契地共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。
对美国而言很简单：冷战结束后，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，经济实力很强，愿意提供市场、提供公共产品。美国在1990年之后全球化突飞猛进，最大的动力就在于此。
另一个动力就是中国。中国加入WTO，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国是受益者，我们每个人都感谢加入WTO、扩大开放，每个人都是受益者。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之一。
所以，是中美两大动力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。但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都变了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
经济层面，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，中国也是，到现在都毫无疑问。但美国在2008年之后开始“算账”：它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逆差，需要去杠杆。因此，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率从最高时的100%-110%降到了70%。过去十几年，美国家庭部门进入了一个猛烈的去杠杆过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它确实不愿意再当“大哥”了，不愿意再为全世界提供市场了。因此，全球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动力。
另一方面，从政治层面看，以前全球化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——美国向中国转移制造业是为了赚钱。但现在，比赚钱更重要的是“安全”。安全逻辑越来越重要。现在是美国，接下来肯定是欧洲，因为欧洲的制造业比美国多得多，未来也可能面临冲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认为“去全球化”已经持续了近20年，按照历史经验，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再持续10-20年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谢谢李宗光首席。您一方面提出了我国大额贸易顺差与进口下降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指出，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讨论，本质上是全球再平衡的过程。最后，请赵首席分享您的观点。
赵红梅：过去30年的全球化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。第一，美国提供了公共安全品，成为最大的规则制定者和受益者。第二，WTO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，中国也是很大的受益者。第三，正如张首席提到的，全球资本、人力以及技术都可以自由流动。
我认为，这三大基石中的第一大基石，在今年年初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逻辑变化。从投资的角度看，今年的投资估值模型不得不加入地缘安全的考量。最大的一个结构性重塑，就是全球从“效率优先”转变为“安全优先”，区域平衡成为一个主题。
从投资角度看，这个主题包括资源的重构，以及规则的不可预知性，这些都变成了我们更为关注的指标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赵首席正好为我的第二个问题埋下了伏笔。经济本身是一门政治经济学。在我们讨论逆全球化的过程中，岸元首席提到了商品和资金。同时，我们现在也都知道，科技、能源乃至军事领域都在发生变化。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重新回到西半球，包括委内瑞拉、格陵兰岛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。也有外媒讨论，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殖民思维正在兴起？或者说，对美国而言，在结构性再平衡的过程中，不仅通过贸易，也通过政治、军事等各种手段，为其国家发展奠定新的基石。在这个领域，您怎么看？
赵红梅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。从投资的角度，我们今年可能更多关注一些细节，比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对中国石油、中石化到底有什么影响。
现在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回西半球，其意图就是重塑对能源、矿产乃至金融领域的控制力，并且这种控制力在不断加强。这本质上变成了一种“防守型霸权”。这种突击战，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、带有绝对决心的行为。他们甚至公开表示要用石油偿付军事成本，凸显了赤裸裸的资源控制野心。
第一，全球能源结构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，包括能源上的结构性分化。第二，在金融领域也会出现控制权的争夺，美元的霸主地位将逐渐走向分化和多元化的态势。我觉得这两个趋势是很难避免的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咱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已经动手了。您觉得，对于格陵兰岛，美国会动手吗？无论是拿钱买，还是采取军事行动？媒体都在讨论，您觉得会吗？
李宗光：刚才讲的这些动作，真是让人目瞪口呆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：很多人说美国是不是在“战略收缩”？战略收缩也对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是“战略聚焦”。以前美国自诩为“世界警察”（我们不承认），但现在实际上是针对中国。委内瑞拉、巴拿马、古巴，包括格陵兰岛——格陵兰也是重要的航运节点。中国确实有了实力，美国真的感受到了压力。所以，与其说是收缩、防御或进攻，不如说“战略聚焦”更准确一点。
李超：我们分析特朗普的框架，要从“深度政府势力”出发。特朗普背后有两大深度政府势力：一个是科技大佬（科技新贵），另一个是传统能源大佬，以石油最为典型。去年，特朗普主打的议题主要围绕科技范畴。加征关税，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，尤其是对主要盟友。大家都觉得主要针对中国，但为什么要针对这么多盟友？因为从盟友那里可以筹得更多资金——比如，让欧洲人出六千亿，日本人出五千五，韩国人出三千五，这些资金都要投向科技领域，从而有利于科技“深度政府势力”。
但从今年开始，策略已经变了，转向围绕传统能源的“深度政府势力”。背后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低成本地通过政治、外交甚至军事能力获取这些资源。但客观来说，这也能解决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困境——美元和美债的信用问题。
大家都觉得美国“一直印钱、一直花”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，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和数字货币涨了这么多——因为我们不相信这种模式了。但特朗普会说：“你们不信？我要回归，让你们重新相信。美元和美债是有这么多资源和能源背书的，你凭什么不信？”从中期来看，这对黄金和数字货币会有长期冲击，因为要回归美元的重要性，才能实现“美国再次伟大”。只是他用的手段有时比较激进和快速。
所以，第一个是战略聚焦，短期聚焦美洲、“家门口”，可谓“远交近攻”——就像战国时期秦国最强大时的做法，先拿下最近的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、巴西，甚至格陵兰岛。
长期来看，目标可能更大。一个是中东这个能源密集地，伊朗是我们后面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，会不会出现大的政权更迭？另一个是市场上很早就开始研究的北极问题。格陵兰岛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。他为什么非要吞并加拿大？加拿大这么大一个国家，左翼都上台了，肯定不能让你轻易吞并。那退而求其次，要一段海岸线行不行？如果有了海岸线，阿拉斯加、加拿大、格陵兰岛就连成一片了。
另外一侧，在亚欧大陆板块，特朗普为什么说“挪威不给我发诺贝尔和平奖，我就给你加征关税”？真的是为了那个奖吗？其实不是，背后有海外基地的问题。包括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利益交换，都是围绕北极。
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，虽然全球尚未探明，但北极地区据估计蕴藏着全球45%的天然气和20%的油气资源。如此巨大的储量，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美国的势力范围会在这里逐渐扩张，最终必然与其他几个大国的利益产生争议，包括中国、俄罗斯等。这里的博弈可能会加剧，未必那么顺畅——前期可能会比较顺利，但这是我们后面需要关注的、对资产价格影响非常重大的变化。从“深度政府势力”分析，这是一个必然趋势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李超首席不仅提到了战略聚焦，还提到了战略转移，很多焦点已经转移到欧洲了。熊首席，如果您能从欧洲的观点和视角去看，比如格陵兰岛也好，加拿大的冲突也好，您觉得美国的这种转移最终能够成功吗？如果成功，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崛起，或获得巨大资源禀赋，您觉得最终可行吗？
熊奕：从欧洲角度看这个问题，当然，国际安全战略本身不属于经济研究的范畴。好处是，特朗普大家说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，写给他的文件不难懂。这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确实比以前更好懂一点，我自己也认真读了一遍。
我一个片面的理解是：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，仅从盟友关系等角度来理解，这次新的国家安全战略，其核心是把“经济安全”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位置。美国现在最大的不安全感，就是它的经济不够安全——无论是能源方面的不安全感，还是制造业方面的不安全感。它觉得，由于在这些方面拥有的东西不够多，整个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都受到了影响。
因此，它整个战略重心的变化，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经济上的安全性，同时淡化了一些其他东西。比如，在价值观上与盟友的协调，文件里说得很少，这让欧洲感到非常难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，但现在好像他们不但和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，还要从价值观角度干预我们内部的政治事务。我大致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美国从过去以我们（欧洲）为主，包括欧洲在内的模式，转变为“以我为主，不包括欧洲了”，这让欧洲的态度比较尴尬。美国国内，共和党和对于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外交政策也有一些不同讨论。岸元首席，您了解美国内部对于这种扩张和战略聚焦有哪些讨论吗？
张岸元：过去这么多年，当年入侵格陵兰岛的说法，行为方式很有意思。去年也是1月份上台后猛推关税战，对全球160多个国家一起加征关税。很多人认为这事肯定弄不下来，因为贸易谈判非常复杂。结果到8月2日，这事基本上搞定了，然后就开始收关税。他自己还在自媒体上吹嘘，每天有多少源源不断的钱流进来。去年大概收了三千多亿关税。美国的贸易逆差数据还没出来，但肯定会降到1万亿美元以内，前年是1.2万亿。所以，加征关税在平衡贸易和获取财政收入这两个目的上都实现了。
今年刚开年就开始推委内瑞拉的事。我想说，以他这种行为习惯，他是一定要接着往下走的，因为这件事太容易了。现在他做任何一项动作，都没有任何人出来抵抗。去年关税战，至少还有一个中国出于自身利益反复跟他博弈；其他人就这么直白地接受了。今年也一样，委内瑞拉的事情没人出头。格陵兰岛，您认为欧盟会怎么样？也不会出头。只要你不出头，他就会不受限制地一步一步往下走。
我认为这是他的行为模式。至于他国内的情况很复杂。比如说，还有三年时间，后来也没退也没还。不管哪个党派上台，让他把吃到嘴里的、实实在在的肉吐出来，都很难。恰如拜登那四年也没有把对华关税降下来一样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是的，拜登没有把特朗普获得的筹码退回去，特朗普也没有把在拜登时期获得的筹码退回去，都是一样的。刚刚过去的2025年，中美博弈让我们整个国人为之一振。我们看到，2025年一季度，无论是DeepSeek、哪吒等一系列科创举措，都极大提振了信心。4月份加征关税，4-6月份谈判，再到10月份之后再次加征百分之百关税的预期影响下，无论是国内资本市场、民众、机构，还是海外投资者，其实都用行动投票支持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和各市场主体。
我们也看到，在G20等多种国际场合，很多外国领导人表示：“你们G2不能一块搞霸权，也要关注到我们下面的国家。”这体现了他们的担忧。在我们看来，中美关系必然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政治经济博弈至关重要。我借这个宝贵机会请教大家：怎么看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走势？或者说，在新时代，哪些因素、哪些重要变量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？又将如何影响？
张岸元：去年从4月份开始谈了好几轮。我们作为市场人士盯得特别紧，看双方态度、立场，谁让步了，谁接着往前推了。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，我去年观察到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当期宏观经济运行状况。尤其第一轮谈判时，为什么关税很快降下来了？因为当时国内资本市场一塌糊涂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、汇率等全部承压，美方立刻就软下来了。站在目前的时间节点往后看几年也是一样。现在中美两国在整个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：宏观和行业政策严重背离。这个背离，决定了双方态度的一个最核心因素。
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讨论规范的宏观经济运行，美国的状况可能比我们还要好一些。IMF预测，美国去年人均GDP应该是89,600美元，我们是13,800美元。美国的通胀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通缩估计今年也还很难缓解，就业更不用说了。国际收支方面，我们有1.2万亿美元顺差，而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今年应该会低于1万亿美元。
但如果切到产业层面来看，美国根本没法跟中国比。诚然，在AI、生物医药等领域，美国还是更强。但如果换到其他行业，比如造船——为了复兴美国造船业，去年居然要开征港口特别费。现在，任何一种你能想到的主流工业产品，中国的产能和产量基本占全球一半以上，多的达到70%。在产业这一块，美国肯定没戏。
现在站在中国的立场，我们唯一值得担忧的就是整个规范的宏观经济指标，说白了就是名义GDP增速。2021年达到最高点7.7%，之后一路往下走。估计2025年名义GDP增速会不会往上抬一点？汇率因素可能会带来一些支撑。
如果你希望未来五年，如“十五五”规划所言，要塑造外部环境、拓展外部空间的话，就一定要把真正规范的宏观经济指标做起来，而不仅仅局限在产业上。现在产业已经确确实实具备足够实力了，但在规范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上，仍有相当大的作为空间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以我为主，苦练内功，把我们的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。熊首席，您怎么看？
熊奕：中美关系确实是去年影响整个市场研究的非常大的变量，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很难看得清楚。所以我在年末的时候专门用AI模型问它：“你觉得未来5年影响中美关系最大的变量是什么？”我问了一个中国的AI模型，也问了美国的AI模型。这两个AI模型给出的最重要变量答案是一样的：它们都说，影响中美关系未来五年最大的变量是AI。但它们的理由不同。在中美竞争过程中，谁能在这场AI浪潮中取得优势，肯定会对未来五年内的中美关系平衡产生最大影响。我不是想仅仅分享它们的答案。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自己想了想：如果你跟AI行业，特别是机器人行业的人聊天，问他们AI行业未来会发生什么，经常得到的答案是：“未来1年和10年看得很清楚，但1到10年之间，如果卡在5年这个时间点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。”
也就是说，AI虽然在迅速发展，但当你把它放到五年这个时间窗口来考虑，中间有很多不确定性。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？现在看起来是一片热潮，但会不会有局部泡沫，或者发生破裂导致估值下降，进而对整个经济或推广过程中的就业产生各种影响？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很担心但又看不清楚的过程。如果AI真的是最重要的变量，那么在未来五年内，当这些波折出现时，哪一个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应对AI发展过程中的波折，很可能就能在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中占据更大优势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非常有意义的讨论。一方面是我们对AI、科技、创新的重视，另一方面是每个国家自身产业经济对这种影响的适应能力，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。李超首席？
李超：从大的方向看，未来五年，甚至看十年，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两个大国，很难期待出现“世纪大和解”。但我们不能排除短期内实现战略利益互换的可能性。未来3-4年，在特朗普的任职周期内，最需要思考的战略利益互换，可能就是我们最关心的，和特朗普最关心的美元美债信用问题。我们需要思考的，尤其是往未来1-2年去看。
从对抗的视角看，我赞同之前的判断：两个盟友见面后，贸易战就打不动了，145%的关税都降了。从特朗普的视角看，他没有拜登那么绝对——拜登认为“一个半导体都不能卖给中国”，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视角就这么做，对不对先不管。而特朗普则可能允许英伟达给中国供应一些高端芯片，允许他的半导体企业能赚到钱。这样，他可以再投入研发，保持一直领先中国两个代际，这对他来说可能更合适。因此，短期内科技领域的剧烈对抗比较难看到。
金融对抗方面，从美方角度看，可能觉得还没真正开打；但从中方角度看，可能认为已经在打了——我们对股票市场的新要求非常高。我们不用怕金融战，但从概率来看，金融战的可能性比热战要大。
热战方面，特朗普想拿诺贝尔和平奖，他轻易不会跟超级大国打热战。日本的角度其实是想去树立中国这个强大的假想敌，以摆脱（某些束缚）；德国、法国现在都在搞再军事化，但他们能不能搞成（再军事化），会有一些变形。总体来看，五年内热战的概率不是特别大。对抗也可以做结构性的分析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李超首席的观点是，中美之间的未来博弈可能进入一些深水区，比如金融领域，同时也可能受到外部第三方或其他国家政治的影响。李宗光首席，您怎么看？
李宗光：从两个方面看：一个是总量宏观经济，另一个是结构性的科技。总量上，未来五年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，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各自的经济问题。美国和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的两面。对美国来讲，现在饱受高通胀困扰。拜登为什么下台？就是因为高物价。特朗普今年支持率创历史新低，最大的原因还是“affordability”（可负担性）。这应该是明年中期选举的关键词。美国过去几年供给侧问题讲了很多，很多制造业能力都已经没了。想造船？真要打仗、建军舰，连造船的能力都没了，工人都没了。所以对美国来说，也是在补短板。
对中国来讲，我们在供给侧、在制造端，已经干成了世界级，这是我们的长板。但短板也很明显：过去几年经济增速，特别是名义经济增速还在探底，物价低迷，社会预期也不稳——这些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。因此，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，即便在科技方面做出了一些亮点，但整个宏观经济如果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，也是不行的。
刚才我们讲了，中国有1.2万亿美元顺差，但出口占GDP的比重并不高，主要还是进口的下降。如果能把内需搞好，多从新兴市场、多从欧洲进口一些东西，实际上这些国家能从中国赚到钱，肯定就不会跟着美国走了。我们讲国际经贸斗争，斗争的本质是朋友越多越好，敌人越少越好。你想交朋友，而美国不愿意给全世界提供市场、提供产品。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比美国更大的市场，实际上像欧洲、全球南方国家，早已“去美国久矣”。把自己的经济搞好，把内需搞好，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也好，赢得对美国的斗争，会让我们占据主动。这不仅仅是扩大消费、扩大投资的问题。我们一直占据主动，未来会占据更大的主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李宗光首席和岸元首席的观点接近，就是苦练内功、内外双修。赵红梅首席？
赵红梅：未来五年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：技术封锁、自主创新。技术封锁的倒逼效应，与自主创新的速度，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会持续下去。两国关系将在有限合作范围内的竞争加剧。我们看到，2025年以来，美国在技术封锁上，尤其在半导体、AI、量子计算等各个方面，规则限制层层加码。而中国，尤其在半导体领域，2024年中国半导体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。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在14纳米、7纳米量产技术上都有了显著进步。我们看到长芯即将登陆A股，智谱、MiniMax等公司在港股上市，其展现的大模型能力很让人惊叹。未来，在这两个动态博弈之间，这种竞合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——在有限的合作中不断加码竞争，我们则不断在补足短板，追赶他们的长项。我认为，这是最关键的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问题，可能也是线上线下朋友们最感兴趣的问题：对资产价格的预判和探讨。我们看到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正如几位首席提到的，大国博弈和美国政治经济逆全球化的演进，本身对美元指数、黄金等有大的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在大国博弈中，争夺的核心就是资源、能源、算力和市场份额。我们也看到近期整个大宗商品快速上涨。虽然一方面有金融属性原因（美联储降息），但另一方面，很多资源品本身是过剩的，价格却仍在快速上涨。需求疲弱，价格不仅没有收缩，反而在金融属性推动下上涨。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未来哪些领域可能会是大家争夺的方向？我想，这些领域可能是价格非常具备弹性的方向。从赵首席开始，对资产价格做一个总体预判。
赵红梅：2026年，无论A股还是港股，可能都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年，尤其是今年上半年。资产价格方面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肯定会加大。中国从2024年以来，在新能源（包括电池、光伏组件）、5G通信等领域，已经形成了技术、市场的完整闭环。因此，在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方面，像AI硬件、AI大模型相关的优质资产，我认为2026年都是最值得期待的方向。
同时，我认为未来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，我们具备将技术高效转化为生产力的规模化、低成本优势，未来十年仍将保持下去。因此，在资产价格方面，我们特别侧重于“国产替代”这条主线年最重要的投资主线。
李宗光：今年，像刚才讲的，股市大家都比较看好。上半年应该还是有不错的机会——方向性的机会、结构性的机会、阶段性的机会都有，而且情绪也在，热点也不错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下半年，是不是债券的机会会来？全年很难一直就是一个资产在涨。而且我们实际利率也不低，所以下半年可能是债券的机会。具体是6月、7月还是8月，到时候再看，但至少要有这个观念。大宗商品，可能就得自下而上去看了。黄金因为有安全逻辑，你说它走完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按照历史规律，黄金的周期好像也没走完。有些供需比较紧张的大宗金属，也未必能走完。更重要的还是自下而上去看。
李超：沿着我们整个主题的脉络，我还是非常看好基本金属和稀有金属方向。根本原因来自于“备战”。高首席讲的美联储宽松、新质生产力驱动，这些因素已经被市场定价了。只有“备战”这个因素还没有被充分定价。你看我们讨论了半天，也没法具体细化去看，但其实很明显：整个欧洲在备战，美国也在备战，甚至中国、日本，以及其他国家都说感受到了威胁，不备战也不行。备战不能单纯只研究他生产了多少军工产品，因为他要囤积战略金属，是为未来的生产做储备。如果我们只看总需求或者表观的制造业投资，肯定没有这么多需求。但实际上，从远期角度先做这种战略选择，所以供给肯定不够，价格肯定会上涨。前段时间我们对此做了深刻剖析，出发点是一份深度报告。我们最看好的是：
第一，供给极度集中、且只在军工中使用的金属。第二，钴和锂。因为在未来的现代战争中，都是海量无人机作战，不再是用轰炸机、战斗机烧油了，这会形成新的需求。第三，锡和钼。这些在军工中有需求，但在地产中没有需求。第四，才是铜和铝。它们既在军工中有需求，也在地产中有需求，而地产还是有拖累的。最后一个是稀土。稀土也看涨，因为它是贸易谈判的主力品种。一旦双方妥协合作，供给增加，价格就会有波动。这几个方向都看好，是大的方向。黄金在2026年看好，因为它已经脱离基本面，主要靠流动性驱动，即各国央行的增持。背景也是地缘政治冲突——各国央行不信任对方的债券，就想换黄金。大家可以看2025年底世界黄金协会对各国央行的调查问卷，结论是95%的央行还要增持黄金，所以还要上涨。但到2027、2028年需要稍微注意一点。泡沫吹大之后，永远有金融危机的风险。如果出现流动性冲击，黄金可能是被卖的首选，因为赚钱最多、流动性最好。
如果特朗普的能源体系建立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和完整，就能给美元美债提供有效的信用支持，那么这一轮黄金牛市可能就转成熊市了。所以，这块我觉得到2027、2028年需要去关注。
另外，大家要关注各国央行的扩表。美联储从12月底开始扩表了，欧央行现在还是缩表状态，但我估计未来也得扩表。因为欧洲现在在军事化过程中，产业链比较短，金融机构会担心：产业链这么短，怎么拉起来经济？最后怎么还这些债？如果金融机构不稳定，投资的几个分项是负的，一作用下去肯定能转正——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重点大家关注后三个字，“济沧海”全是三点水旁的，说明流动性会继续驱动股票估值的抬升。我最看好的是股票和金属。
熊奕：对于美元，我们的观点是美元会持续走弱，仍然是偏弱的货币。虽然有这些事情的扰动，但背后最大的事情是：美国仍然有贸易上的赤字，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流入来支持美元。而现在，美国各种政策上的不确定性，都会使得流入的最重要主体——其他发达国家对美国的资金流入——出现减弱。这个减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。因此，人民币会走强，这也是美元的反面，同时也是中国竞争力的体现。背后还有更相关的逻辑：第一，我们觉得中国今年有没有可能“再通胀”成功？这是有可能发生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定价的事件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各种物价数据趋于改善了，物价的改善一方面由于自己一些政策的努力，另一方面整个去年在发生的事情，各种法定货币在相对实体的东西在贬值，这是持续性的事情，各个经济来说对希望看到通胀走高的应该就是中国了，再通胀很可能是今年资产配置很好的一个方向。
张岸元：去年出现了很多跟大家想的不一样，或者说以前资产定价理论相违背的东西，黄金一般说避险，股票是风险资产，结果避险和风险一起涨。铜大家说基本面决定的，白银是流动性驱动的，结果流动性和基本面也都一起涨。个人感觉最大的驱动因素还是在于美元，美元的汇率，他是对各类资产价格表现起到非常基本的影响力。如果美元因素贬值趋势依然存在，今年延伸至少到2026年还一样，贵金属也涨、黄金也涨、白银也涨，大家都涨，然后美股也涨，A股也涨，到底谁比谁更好一些呢？我想说美股市场和A股市场发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，就是汇金公司发挥类平准基金的作用。美股某一个时间段会比A股涨得高，考虑到风险加权波动率性价比不如A股，A股应该有一个定海神针，考虑到波动率A股可能比美股性能更好一些。其他这些东西金属、贵金属和没那么贵的金属，我基本上也比较看好，只要金价一涨其他的稀有金属都对标，白银会以更大的弹性发挥作用。另外全球南方工业化力量不得了，很多数据拿出来以后真的让我们很吃惊。比如说中国，一天到晚说18亿亩红线耕地，非洲多少亿亩耕地？非洲80亿亩耕地，非洲20岁以下年轻人口的占比之高匪夷所思，出生率也高，非洲过去每年经济增速是超过6%的，这样带动基建、工业化力量对于金属的消耗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房地产的下跌。我认为大概会延续中国这样一种普涨的局面，无非在里面找到一个谁涨得更高而已。
高瑞东（主持人）：线上线下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有强烈的感受，在短短50分钟之内，从全球的秩序，从地缘政治到中美关系，到资产价格做了充分的思辨、探讨和思想的碰撞，非常有收获，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首席精彩分享，也在新年伊始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健康，2026年都有更好的收获，谢谢大家！